原标题：非常时期高校管理：全景敞视主义管控及其反思
摘 要：全景敞视主义是福柯揭示权力运作机制的概念，虽然它重在揭示观念层面的权力运作机制，但微观观念层面权力运作机制的形成与符号层面权力运作机制密切相关。疫情期间的全景化管控主要体现为符号层面的权力运行，但它对人的观念层面的影响是深刻的。在剖析了疫情期间高校全景主义管理方式的应用效果的基础上，认为它是疫情等非常时期的黄金管理法则，也是信息化时代的易用管理法则，不过也是正常时期的慎用管理原则。后疫情时期的高校管理应当突出三个调适的维度：克服疫情管理后遗症、从低位管理恢复高位管理以及突出教育管理的柔性法则。
关键词：高校管理；全景敞视主义；底线管理；高位管理
全景敞视主义管理方式在疫情期间的有效应用
1.全景敞视主义的管理理念
全景敞视主义简称全景主义，原是米歇尔·福柯在《规训与惩罚》中提出的概念。从管理学而论，全景主义并非一个常用概念，由于它容易被人与监视、监控等概念勾连起来，因而即便是用于管理学问题的阐释，也常不被人认为是一种先进的管理理念。然而即便如此，全景主义也总能在一些管理情境中不断显示其自身价值百科。
全景主义原本是一个阐释权力运作方式的概念，其主要特征是从微观视角和观念层面解释权力运作机制，主张通过隐蔽的权力观念对人和社会实施精巧控制，以提高社会的管控效率。全景主义虽是一个具有浓郁政治学和意识形态色彩的概念，但也可被应用于分析组织管理中的问题，解释管理现象。在管理过程中，权力通过对人所处空间的分割、对人的行动实施精确编码，以实现对人的行为的有效控制，实现明确的管理目标。全景敞视主义原本是福柯用来解释权力对人的精神的规训方式，但概念的缘起则是对非常态社会情境诸如战争、瘟疫等极端时期社会管理方式的观察。在瘟疫时期，为了尽最大可能避免疫情的蔓延，政府对人的行为实行严格的军事化管控，通过监督层层细化、权力层层落实，建立一种网格化的登记、监管体制，形成严格而详尽的责任体系，从而能够有效控制疫情。虽然在福柯看来，全景主义最终演化为一种人的社会规训方式和意识形态话语，但全景主义作为一种管理方式则适用于一些特定的社会情境，甚至在一定条件下无可取代。从管理学视角看，全景主义是一种精细化的管理方式，也是一种高度理性化和有效的管理方式，它可以轻松又有效将组织的目标化解为具体细致的目标，并将每一细微目标的实现纳入有效的监督之中[1]。
2.全景敞视主义在疫情期间的有效运用
在疫情期间，虽然高校处于“停课不停学”的特殊状况，学生并未在校，但高校主动承担责任，迅速建立起了网格化的覆盖全校学生的管控机制。一是围绕学工队伍建立责任体系，学院以副书记和学生辅导员为直接责任人，建立信息报备制度和责任体系。二是以学生导师制为依托，建立起导师为学生第一责任人的信息监控机制。两条管控路线有序配合、点面交织，通过在疫情期间学生每日信息报备、教师进行异常情况精准追踪，构成了基于高校的对学生的全景化管控。学校对教师的管理方式也大抵如此，每位教师都有直接的责任领导，教师在疫情期间的具体行动也通过类似机制被严格管控起来。如此层层构建，形成了一张精巧而有效的管控网络。这一举措在“停课不停学”期间对维持正常教学秩序发挥了及其重要的作用，也对疫情防控作出了重大贡献，也在学生心理疏导、为开学做准备方面发挥了及其重要的作用。
然而，疫情期间以学校为责任主体构建的对师生的网格化管理，只是非常时期对师生全景式管理的一个方面。另外，各级各类学校在教育行政部门和当地政府的高效指挥下，统一有序行动，权责分明，构建了跨省区、全国联动协调的师生管理网络。尤其是对学生的管理而言，教师、家长、教育行政部门和当地政府借助于信息化手段实现了全国范围内对学生的有效管理。事实证明，这一全景化管理方式非常有效，保证了疫情期间“停课不停学”的有效推进，教师能够及时了解到学生的生活状态和学习状态，有力配合了我国疫情防控大局。反观欧洲则不难发现，除了政府反应迟缓外，学校停课由学校甚至由当地社区决定，无法形成对学生的统一全景化管控，造成学生无序流动。从整个社会看，由于无法及时构建对民众的全景化管控，欧洲迅速成为全球疫情中心，这也以沉重的社会代价证明了全景主义管控在疫情期间管理过程中所能发挥的及其重要的作用，显示了其作为一种管理理念的价值百科。
全景敞视主义管理方式的反思
1.非常时期的黄金管理原则
严格地讲，全景主义与以科层制管理为代表的分级责任管理制度并不能等同，全景主义是福柯分析现代社会权力深层运行机制的概念。之所以是深层机制，乃因为它是一种脱离了具体符号的在观念层面运行的权力机制。全景主义虽然与科层制有一定相似，但前者阐释的是在观念和精神层面运作的权力，而后者则强调了规章、物质奖惩等权力符号的作用[2]。但二者也难以彻底分开，观念层面的权力运作机制和符号层面的权力运作机制的区分在某些特定的程度上是为了概念操作的方便。当一种规章系统被设计得足够精巧，它就可以在微观层面影响到每一个人，久而久之，这种影响就会内化为人的观念，进而影响人的行为[3]。从该意义讲，管理也具有重要的教育意义，尤其是对学校的管理而言。一种管理理念体现的管理精神对学生的发展具有长远而深刻的影响。
疫情期间的高校管理具有特殊性，而且面临的是一种罕见的特殊情景。疫情期间的一切管理规章都具有明晰的符号。除了学校通过各种渠道发送给学生的各种管理指令外，街道、社区、媒体等也在发送疫情期间社会管理的指令。这些管理指令的内在一致性以及它们之间的相互强化作用，也使学校对学生的全景化管控变得容易。当然，在偶发的疫情期间搭建起来的各种管理符号是应急性的，对被管控的个体不见得有持续长久的强化作用。但同时，疫情给人的印记又是刻骨铭心的。短暂的外在符号的规训作用也可能在人的生命历程中留下最深刻的印记。
但无论从何种意义上讲，对学生的全景化管控都是疫情这一特殊时期高校的最优化、最有效管理策略。因疫情期间，一个人的侥幸心理可能给整个社会群体带来无可挽回的巨大损失。这一判断在疫情期间已经被无数个惨痛案例证实。故疫情期间对学生的管理，只能采用底线管理原则。在疫情这一极端特殊情境中，必须从最坏之处着想设计管理原则，才能堵住任何可能的管理漏洞。全景主义的全景化监控因而成为疫情期间的黄金管理法则。而所谓的靠人的素质、自由选择与责任意识、文明程度来治疫在非常时期并不能发挥根本作用。就当前世界范围看，在其他防控策略失效后，西方各国无不最终走向停课停学，以期通过对社会人员流动的严格管控来达到治疫目的。
2.信息时代的易用管理原则
实现对人员的全景化管控并非易事。在前信息化时代，管控指令的下达只能通过电视、广播和电话通知，且由于上述设备不够普及，处于隔离状态的人们只能通过口耳相传才能接收相关指令。因而，构建一张对学生的全景化管控网络并不容易。即便是在2003年的“非典”疫情期间，学校对学生的管控能力相比今天也要弱得多。然而，在信息化时代，任何管控信息都可以即时被任何人收到；任何人也可以发出影响力不等的管控信息，新媒体传播主体的人人化、传播途径的多元化、传播信息的海量化以及传播方式的自我化[4]，有助于构建一张无处不在、无所不能的管控网络。另外，视频技术、数字痕迹记录与分析等技术，对人在互联网上的任何行为都能做到全景式监控。这些技术在疫情期间也发挥了关键作用。人们如果需要帮助或者发布求助信息，通过互联网就可以完成。
“停课不停学”期间的教学管理，也通过在线技术手段实现了对学生学习行为的监控和管控。尽管在线教学还存在诸多问题，其具体效果有待进一步评估；但对学生学习的技术监控手段是线下教学所不具备的，在线教学的自动签到功能、课堂测评系统、学生行为分析系统等实现了对学生学习过程的监控、记录和分析，从技术上构建了一张对教学的全景式监控网络。虽然，在线课堂无法像线下课堂那样有效监控学生的身体姿态等表层的行为，但仍然可以给学生以心理上的约束。在线教学中，点对点、点对面的教学监控更为紧密和有效。由于学生的在线行为可以被机器记录下来，机器的工作记忆基本上没有容量限制，每一名学生的表现都能够准确的通过教学有必要进行追溯。故而从理论上讲，可以更好消除学生学习过程中的懒惰行为和投机行为。总之，现代信息技术延展了教师的肢体，使得教师的权力影响更容易在微观层面和更广的范围内运作，更容易达到每一个教学对象，从而实现对学生的精确管控。
3.正常时期的慎用管理原则
第一，它是底线管理原则，只适用于非常时期。底线管理原则对人做了最低层面的人性假设，即认为任何人都是不值得信任的和懒惰的，人的自觉性、主动性都被最大限度搁置。这也是疫情期间社会管控的基本认识。疫情期间人们出门都要戴口罩，并尽可能避免与任何人接触，原因主要在于我们假定任何人都是不值得信任的，唯一值得信赖的就是守住安全的底线。我们假定任何人都可能说谎，或者即便他们不说谎，他们对自己是否已经被感染也缺乏了解，从而造成对别人无主观故意的伤害。这种管理，一方面，管理成本十分高昂；另一方面，不利于进一步提升管理的质量，因为它的焦点是底线目标而不是更高层次的管理目标。对于学校的教育管理而言，守住底线是一方面，更重要的是实现高层次管理目标，如学生的主体性、主动性和责任意识等。
第二，它与现代教育管理精神存在冲突。全景式管控冰冷的人性假设、无处不在的权力之眼，让管理对象处于被动的地位。整个管理过程体现为下达指令和遵守指令的过程或者下达目标、分解目标、达成目标的科学化、程式化过程，是一种极其理性化的管理模式，是一种纯粹依靠科学知识和技术进行管理的模式，人被当做完全的管理客体[5]。而现代教育管理的理念则是基于现实的有生命的个人，发展主动的个体。[6]现代教育管理需要基于对个体的信任和对个体能动性的激发，强调主体自我的责任意识和担当精神，而非将管理对象作为不信任的个体。因而，对学生的全景化管控适合于非常时期的非常态化管理，它主要作为一种绝对的约束手段，而非一种更具有教育意义的手段。
第三，信息技术对教学认识的过滤。现代信息化技术对教学过程的全景式监控除了将学生视为被动的个体之外，还存在一个重要缺陷，即数字化教学管理的问题。这一管理过程使教师在对教学过程的认识中戴上了一副数字化眼镜，实现了对教学现象的数字化过滤，教师对教学的认识过程被机器认知所取代。这一现象并非疫情期间的特有现象，而是推进在线教学和智能化教学分析过程中不得不面对的问题。这种对教学过程的数字化分析在疫情期间更为突出，因为教师丧失了与学生面对面的机会，大部分教学信息的搜集都通过网络和各种教学软件。另外，它在精神上与全景敞视主义的内在精神如此一致，可谓是全景主义在数字化时代的表征。故而值得我们将其作为全景化教学管理的一个重要分析维度来对待。
对后疫情时期高校管理的启示
1.须努力克服疫情管理后遗症
让人刻骨铭心的疫情终将过去，但自然界用残酷的方式给人类上了一场大课，其间的经验教训值得认真研究。疫情期间的教育管理无疑给我们留下了宝贵的经验财富，但这一管理方式夹杂的疫情对人们的心理冲击和肉体折磨难以在短时期消退。从而使高校管理在疫情结束后的一段时间内表现为典型的后疫情管理特征。之所以谓之后疫情管理，乃是因为这种管理方式受到疫情期间管理方式的洗礼，仍然会带有明显的疫情期间的管理特征。
第一，继承疫情期间的优秀管理经验，这些经验可当作高校某些管理方面转变的契机。一是疫情期间养成的良好卫生习惯需要保持。国人的文化习惯就是喜欢热闹，讲究义气和亲密关系。因而，疫情后高校在学生管理中可以倡导新的学生卫生习惯和标准，促进学生良好卫生习惯养成。而在学校的后勤和餐饮诸方面的管理中要持续提高卫生质量标准，加强卫生监督机制建设。二是在教学管理中应该纳入新的教学内容，如将疫情主题教育纳入各学科的课程教学计划。文科可以开展围绕疫情的文学创作课，生物化学课程则可以结合疫情有关病毒的生化机制展开教学等。疫情主题教育不仅是在疫情期间才进行的，而且应作为通识教育、科学教育、生命教育的必备内容纳入高校的课程计划。
第二，要对疫情期间的特殊管理政策进行审视。疫情期间的教育管理属于硬核管理，就其教育意义而言具有一定的负面效应。尽管管理的过程中也注重对学生的心理辅导和人文关怀，但对学生的硬性要求一直是主要方面：学生的行动轨迹都要上报并备案，以此形成了一种层级分明、责任明晰的网格化管理机制。这种管理的优势是，它尽可能做到每一个管理环节的透明，但也将责任压于所谓的第一责任人。其后果是，在管理网格中处于上层位置的人总要为处于下层位置的人负责任，可称之为首长责任制。由于在疫情期间，任何一个病例的出现都可能造成大规模的感染。因此，建立首长责任制是必要的，有利于统一管控。但是在疫情后期，其结果就是，没有人承担得起相关责任，以至于任何人都不敢冒风险去承担这一责任。从而导致分批开学推进缓慢。这种管理方式，被管理者的责任承担不够，导致责任外移，不利于学生自我承担责任意识的培养。
2.须从底线管理回归高位管理
疫情期间的管理具有很强的底线管理特点，其管理原则依据的是底线伦理。底线伦理是管理的起点。[7]底线伦理要求人们遵守基本的法律规范和道德准则。基于底线伦理的管理目标是保证任何一名社会成员对他人不构成伤害和妨碍。而管理的终点则应该是终极伦理，追求的是社会成员的自由发展和幸福。在疫情期间，社会成员的需求降低为最基本的生存需求，因而底线管理是社会管理需求的最直接体现。疫情结束后，社会成员的需求层次将快速上移。因而，管理的伦理基础也要相应提升。尤其是对于高校师生这一管理群体，或者对于高校这一管理场域而言，也不能仅适用一般的管理原则。高校作为知识分子集聚和社会价值百科观引领的场所，理应采用更高位的管理伦理。疫情期间高校管理的伦理下移只是非常时期的应急之需。尽管高校的管理也离不开底线管理这一起点，但管理的重心却不在底线，而是在于高位。换言之，高校管理目的不是守住做人底线，而是促进人的自由幸福发展。
基于上述认识，并不能将疫情期间建立起来的各种责任体系、管控机制简单移植到平时的教育管理中。疫情结束后，这些责任体制和监控体系可以弱化为一种日常监测机制，保证它在遇到异常情况时能够及时启动。而不是让平时管理依赖于这些管控机制，更不能围绕这些监控机制重塑高校管理。基于高位伦理的高校管理是基于对任何人的“信任”，尤其是对于大学生群体而言，信任他们，培养他们的责任感、使命感是高校管理的重要目标。这一管理目标的实现，只靠网格化的监管是不够的，而是要充分的发挥人的积极能动性。疫情后的学校管理则应以营造良好的心理氛围为主要目的，辅之以必要的管控手段。梅奥的人际关系管理理论认为，人乃是有各种心理需求的社会人，因而管理应注重关心、爱护和尊重人，满足人的心理需求，通过增强人的认同感、安全感和归属感，从而实现管理目标[8]。疫情期间的特殊情况造成了人际关系的紧张和心理的疏远，加上硬核化的管控措施，使得疫情结束后的高校管理面临着修复人际关系的重任。但这种修复又不能是简单回到疫情前的人际关系，而是一种被疫情洗礼的更为健康的人际关系。然后，基于信任，发挥每一管理主体的积极作用，实现每个人的最大自由和幸福发展。
3.突出教育管理的柔性法则
“硬核管理”是疫情防控期间的高频词。硬核原指节奏激烈、力量感强的一种说唱风格，后泛指难度系数较大的一类游戏，最终在网络用语中被异化为“强硬、彪悍”之意。[9]研究者通过对疫情期间关于“硬核管理”的相关新闻媒体报道，提取了硬核管理的几个关键特征：认真细致、严格严谨、一视同仁、不留死角、不留情面等积极特征，也有诸如简单粗暴、冷酷无情、蛮霸硬悍等消极特征。疫情期间对人的全景化的监控如果能与硬核管理中的积极因素联系起来，就能发挥巨大的管理效益；反之，硬核管理也能发挥出巨大的负面影响。因而，应正确对待疫情期间的硬核管理措施。一些积极的硬核管理措施，是应当保留下来的，如严格的公共场所消毒政策等以及其他能够体现社会新风尚的硬核措施应当坚决保留下来，而那些简单粗暴、霸蛮冷酷的管理方式则必须剔除掉。
正常学校的管理中不乏硬核措施，没有硬核措施，学校管理目标的达成就无法保证。正是管理中的认真细致、严格严谨、不留死角，才能使学校的每项管理政策真正落实。然而，学校管理不能止步于硬核，而是要融入柔性管理法则。从管理学的角度而言，人并非是完全理性的个体，并非是在监管无处不在的情况下才认真工作和学习。人也有自我实现的社会需要，愿意不计报酬地为实现组织目标而努力并获得认可[10]。另外，组织中人的亲密关系、信任感也是释放组织中个体潜力的主要的因素，甚至是关键因素。[11]因此，后疫情时代教育管理的一个关键调整举措，就是恢复教育管理中的柔性法则，重新涵养人际之间的信任关系。这不仅是管理学研究进展的启示，而且也与教育的原则相契合。教育管理的首要任务是育人，而育人的关键在于信任人并建立良好的人际关系，方能培养有独立之精神、判断力和自我担当的人。在现代互联网社会，全景主义的管理方案能为师生互相了解构建一张全息的网，这是客观的事实，而高校的管理可以始于它，但绝不能止于它，否则教育管理就会变成教育管控，失去真正的教育意义。(作者：张务农，单位：河南大学教育科学学院)
本文系河南省软科学研究项目“‘双一流’建设背景下河南省高校人力资源管理优化与人才评价指标体系构建”（项目编号：202400410294）阶段成果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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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张瑞林,李林,王琼.麦格雷戈 X-Y理论及其应用[J].中国工业评论,2015(7):92-97．
[11]程伟礼.从“Ｚ”理论看现代管理学方法论发展的趋势[J].社会科学,1986(12):74.
《北京教育》杂志
作者：张务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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